b体育官网刘新宇 王晓俊 19世纪美国史视角下的奥姆斯特德及其设计思想立足奥姆斯特德的书信、报告等史料文件，聚焦到奥姆斯特德与19世纪美国文明转向、文化独立及阶层相关的具体事件，层层重构这些事件的风景园林学意义。再通过分析纽约中央公园，检视奥姆斯特德价值观念的呈现。致力于建构奥姆斯特德设计思想、价值判断及空间理念等方面内容与19世纪美国史之间的脉络性关联，以期推动风景园林学科中的空间理解与社会、之间建立互动关系。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3，以下简称“奥氏”）是美国现代风景园林史上不可回避的人物，对他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现代风景园林学的认知。目前，中文语境里关于奥氏的研究不在少数，它们主要侧重其作为风景园林师的职业成就，论述方式上多将其预设为空间生产的主角，相关社会史和史的内容则只以社会背景的形式被加以描述。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冲击，社会史对设计史的介入使得“Design and Society” 的论述框架革新了此前英雄式的历史论述。这样，前述那种忽略社会语境与奥氏其人之间脉络性关联的历史写作就有必要被重新阐释，否则关于奥氏的历史写作便难以脱离就空间论空间的现代主义范式。无疑，现有研究对帮助我们认识奥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深层解读却需要我们将静态的历史片段置入相应的知识纵深与新的论述范式中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尝试引入社会史和史的相关内容和视角，以期在解读奥氏思想上能更进一步。

　　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工业资本主义逐步成为社会各方面的主要驱动力，社会达尔文主义及私有化盛行于美国精英阶层。作为社会精英，奥氏却提倡“服务于所有阶层”的公共园林理念，其知识构成中的公共性从何而来？奥氏何以从农民开始经历多次职业转变之后立足于风景园林？作为风景园林师，奥氏的设计理念与他的价值判断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要回应这些问题，则有必要深入地梳理奥氏人生轨迹与19 世纪美国史之间的关联，立足于此理解其空间理念与价值判断。

　　奥氏出生于新英格兰的清家庭，他曾在自传中大幅笔墨描绘了19世纪早期他在新英格兰的童年田园生活，但此后这里逐渐涌现的工业化生产体系引起了城市与乡村性质、资本与劳工关系等社会各方面变化。

　　成年后的奥氏在农业、新闻出版、公园设计、及公共管理等多领域均有涉足。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前，他的风景园林学科实践和这些领域交织在一起，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专业化特征。此后，工业资本主义所推动的社会现代化，逐步让专业技术流程从知识主体塑造的过程中分离出来。奥氏等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创了美国早期的风景园林专业，他和其他有共同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都纷纷选择以专业化的方式在特定领域继续各自的社会理想。

　　这个过程中，除风景园林学科方面的经历，奥氏其他方面的经历却被我们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而笔者认为奥氏1865年以前的经历对其知识储备和价值塑造极为重要，本学科的研究则需要重点关注其风景园林学意义。

　　自建国之初的“杰汉之争”始，重农主义盛行的美国社会便开始有意识探索转向工业社会。1861年共和党候选人林肯（A. Lincoln）当选美国总统，更标志着美国社会彻底转向了工业文明。这个过程其实复杂而曲折，农业立国转向工业立国的方针，由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三届政府的争论和试验，方成不可逆转的方向。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工商业为支柱的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形成了典型的工业资本家。高效的财富生产导致东北部在上逐步由守势转入攻势。1854年7月，主要代表东北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共和党成立。此时，奥氏完成了对美国南方的调查， 并陆续发表了《纽约时报》（New York Daily Times）上的系列评论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其南方三部曲，其中对奴隶制的批评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新生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凝聚。而当初邀请 奥氏游历南方的雷蒙（H. J. Raymond），其本人就是积极的废奴主义者并参与组建共和党，被称为“共和党教父”。作为一名东北部知识精英， 此后的一段时间奥氏也频繁接触其他共和党的重要成员，如诺顿（C. E. Norton）、库蒂斯（G. W. Curtis）、高德温（P. Godwin），甚至林肯等。这些共和党成员所代表的主要是东北部新兴工业家的意识形态和利益。

　　然而，年轻时候的奥氏是杰弗逊主义（Jeffersonianism）的支持者，认为农民和农业是立国之本。19世纪50年代他进行了一系列旅行，见识了欧洲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发展以及新泽西雷德班克（Red Bank）的傅立叶社会主义试验社区，也看到了美国乡村场景的逐渐衰败。此后，他开始改变对杰弗逊主义的坚持，也结束了斯塔滕岛的乡村生活来到大都市纽约，并逐渐意识到了大都市将定义未来的美国文明 。

　　无疑，其时美国由农业立国向工业立国的方略转变与奥氏个人立场的转变是密切关联的，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的思考范畴何以由最初的农业和农民转变为工业都市中的社会、环境和健康问题，进而让他最终立足风景园林。

　　19世纪40年代，托克维尔（A. C. de Tocqueville）在写作《论美国的》时，尚认为美国的哲学仍然源于欧洲。但其实，爱默生（R. W. Emerson）、梭罗（H. D. Thoreau）等已经逐渐推动形成了美国的新英格兰先验论。到 19世纪下半叶，詹姆士（W. James）等更是逐渐建立起实用主义哲学，使美国开始有了独立的哲学学派；特纳（F. J. Turner）提出“边疆假说”将史学研究的目光投向新本身；马克·吐温（M. Twain）等的文学创作也从浪漫主义转向基于美国本土的现实主义。

　　在这个追求美国文化独立的集体行动下，奥氏也有他自己的努力。1863—1865年，他曾计划写作一本关于美国文明史的著作，希望反击那些攻击美国社会制度的欧洲评论人士。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过程中，奥氏和沃克斯刻意保留了场地中的大石块，他们认为这些大石块象征纽约州的阿迪朗达克山脉（Adirondacks）和卡茨基尔山脉（Catskills），是美国荒野的地理再现——这种再现在文化上可以与欧洲的古典建筑相媲美，并能促进美国的国家认同。中央公园的方案中选之后，他认为在当时文化和美学并不完全独立的美国，这标志着重大的进步,并自信地认为该方案的艺术水准高于所有欧洲的设计。虽然此时他仍未能清晰阐述这种独立性——1861年他阐释“Park”一词时只是大篇幅描述欧洲各地公园及其发展史，但到1875年他重新阐释“Park”时，就相对清晰地表述了美国本土公园的独立性，认为美国英语中“Park”所表示的是各种类型的公共空间，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园林中的“Park”是私有的、毗邻森林的宫殿户外空间。除公园外，关于城市布局，奥氏通过回顾历史之后认为来自欧洲的城市布局方法也不适用于当时的美国城市，因为欧洲的古城重镇首要考虑的是防御功能，故而布局非常紧凑；而现在的美国城市是建立在商业和自由交换基础上的，需要“更开放地建设”。

　　此外，到19世纪中叶，荒野已经被认为是美国文化、道德和民族自尊的基础。在这方面，奥氏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大力推动优胜美地（Yosemite）、尼亚加拉（Niagara）等荒野保护以及建立美国国家公园体系方面。在奥氏的优胜美地报告中，他从服务对象的角度表达了美国荒野所表征的独立性，认为优胜美地“应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开放，以昭示一种主权国的尊严”。在尼亚加拉报告中，奥氏反对使用装饰性的异域植物，认为风景地的植物景观具备国家代表性， 坚持地域性的植物景观是和“爱国主义”“自尊”密切相关的。

　　可见，奥氏不但在关于美国社会制度上有捍卫文化独立性的努力，更将这种努力延伸到公园、城市、荒野等方面，并由此构成了早期美国现代风景园林学知识板块中的重要内容。

　　19世纪以来的欧洲动荡产生的大规模难民移民和美国新兴工业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一拍即合。同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成了自由主义（Laissez-faire）放任剥削与阶层歧视的道德盾牌，政府施行福利干预政策因此面临巨大障碍。

　　1857年秋，美国爆发了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量劳工失业。此时，奥氏履新中央公园负责人（Superintendent），管理人力和治安。此后数年，中央公园成为少量能提供劳工岗位的建设项目之一，纽约一些政客因此向奥氏施压，希望扩大公园建设的劳工招募，这引发了奥氏对这种政党分赃制（The Spoils System）的强烈谴责。此后的1881年，加菲尔德总统因分赃不均遇刺，进一步刺激奥氏写作《公园的败坏》（The Spoils of the Park），直指其时美国社会乱象。而当时的奥氏却自信于他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认为不必要过多接受缺乏训练的失业劳工，那是“假工作之名将公共财产分发给穷人”，这让他受到了失业暴民“面包或流血”（Bread or Blood）的人身威胁，并清醒地认识到“劳工是最穷的人，也是这个城市最危险的阶层”。

　　尽管如此，他也不是自由主义的信徒。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他就认为应该借政府之力关注社会中下层。针对上流社会对底层的冷漠，他批评道：“文化人士和教会人士总是忽视工人阶层……大众迷失在这种自负的阴影中……再晚一点他们的状况将给我们国家的命运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他后来试图在中央公园中所希望实现的，也正是基于这些观点进行的价值抵抗，但是这在当时自由主义的大环境中却备受指责。1862年，他致信诺顿，认为要完成远大理想（Large Purposes），必须要有强大的核心力量（Central Will and Power）进行干预。这种通过政府干预来平衡自由主义放任社会底层的思路与后来西奥多·罗斯福（T. Roosevelt）总统的执政思路相契合，此后也多次见诸美国政经史。

　　在这个过程中，奥氏作为精英知识分子所期望的既不是放任底层堕落，也不是无原则地给底层发放福利。基于精英式社会理想的他与那些基于个人利益而认为“适者”才能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冲突的，与那些基于政党权力而只想从劳工手中获得选票的政客也是冲突的。其与前者冲突的根源，来自清教精神内部的性，即一方面追求博爱与公共精神，而另一方面却启蒙资本主义精神。其与后者冲突的根源，借用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 J. Boorstin）的论述，可以归结到当时中产阶层的盎格鲁-撒克逊清集团和外国移宰的集团之间的对立，也是17世纪清移民所形成的精英和19世纪欧洲移民所带来的平民之间的博弈。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奥氏个人经历和美国、欧洲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复杂关系（图1）。其中至少有如下几方面值得一提。

　　1）17世纪英国清开垦美洲是欧美关系的开端，事实上也是奥氏家族史在美洲的开端 ，这些盎格鲁-撒克逊清的文化传统自此在美洲生根发芽。随着与宗主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此后这些移民及其后裔逐渐开始有了独立的国族想象。

　　2）19世纪的欧洲社会动荡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移民潮，美国人口与社会结构随之发生本质改变，推动了平民的发展。作为一名在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传统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奥氏对这种平民移民的态度——既接受又抵抗——深远地影响了他的价值判断。

　　3）欧洲的社会文化，如傅立叶社会主义b体育app下载官网、斯宾塞等人推动的自由主义等在美国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19世纪40年代布瑞斯班（A. Brisbane） 在美国文化界传播的傅立叶思想就明显影响了奥氏和他身边的格里利、高德温等人，促使奥氏参观了雷德班克的傅立叶社会主义试验社区。

　　这些美国和欧洲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成为决定奥氏基本价值判断的结构性因素，进而反映在他的风景园林设计思想中。

　　纽约中央公园就诞生在前文所述复杂的平衡中，借助审美的媒介作用，以空间表现思想观念。虽然在任职之初奥氏就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不受影响 ，但是共和党支持下的他难免要与党的财务审计格林（A. H. Green）之间产生矛盾。表象上看，二人之间的矛盾是政党之争。但是当深入到二人争执的主要问题——中央公园是否应该投入成本来追求其艺术观念这个问题上，矛盾可以被阐释为精英集团认为公园意义在于优雅的文化和艺术，而平民集团则认为公园意义在于简单的娱乐。在写给中央公园委员会的辞职信中，奥氏痛陈了格林严格的资金控制，并首次将自己称为“艺术家”来增加博弈砝码。

　　作为对比性论据的是，党总工程师韦利（E. L. Viele）1856年提交的中央公园方案却又因缺乏艺术性的“想象力”而被否定（图2）。奥氏追求精英式、如画式园林举步维艰，而韦利过于工程化的方案也不能被通过。可见，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审美追求上体现出难以调和的冲突。早期新英格兰地区白人盎格鲁-撒克逊的精英传统和美国其时移民社会的现实状况产生矛盾，这种矛盾直接影响了中央公园的审美取向。

　　在奥氏看来，工业都市中机械的、规整的网格道路是“商业主义的典范”，城市也“容易带来环境恶化和道德败坏”。因此，他采用心仪的如画式风格来强调和公园周边网格道路的对比b体育app下载官网，内部弯曲的小径也与“城市乏味的直角布局”形成对比，他认为这样才能“与城市……的压抑环境形成最大反差”，以“抵御城市生活的有害影响”。此外，他还在中央公园的四周种植树木，以隔绝城市对公园的影响。

　　以浪漫拒绝理性，他这种反城市的思路， 源于对商业主义的不认同，这很可能反映了他早年的所受到的傅立叶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我们将奥姆斯特德中央公园的设想图与傅立叶的斯泰尔的外环境设想图相对比（图3）， 这种关系更显清晰——两者共同采用了如画式（Picturesque）的风景原型。

　　本雅明（W. Benjamin）敏锐地捕捉到了问题的关键，他并不认为斯泰尔周边的如画田园就意味着农业或者对商业主义的抵抗，而认为傅立叶所描绘的仍是一个“……具有绚丽色彩的毕德麦雅式田园……” 而当莎夫兹伯里三世伯爵（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为如画式园林的美学和哲学奠基的时候，他想表达的其实也是在园林中体现他作为辉格党新兴资产阶级的新品味，而非规则式园林所反映的法式王权。换言之，如画式园林的产生，本就带有某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论取材于傅立叶的毕德麦雅式田园还是英国如画式风景园。但奥氏在其时纽约要面对的不只是新兴资产阶级，更多的是欧洲移民和无产阶级，他的如画式园林和他公共性理念的联姻，因此就在这样的情境中不算完美地呈现了。

　　他的公共性理念以及对社会底层的同情是精英式的，很难说他是真正信任其品位和素养的。这体现在他观念里艺术性和公共性的明显矛盾上——一方面希望公园能文雅精致，为此他还把公园中的游戏、运动说成是“相对少数人的”而不予允许，并且将“体面着装”作为进入公园的首要规定；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公园是向各阶层开放的、的。如他1853年所言：“我一定要么是个贵族，要么是一个……主义者。”

　　19世纪下半叶是美国历史上的分水岭，此前是一个涣散的农业国家，而此后则是一个建设都市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奥氏等开创的美国现代风景园林学发轫于这段历史激变中，这个过程里，历史逻辑和奥氏的自我意识共同决定了他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他由重农的杰弗逊主义转向了代表新兴工业家利益的共和党意识形态，并为后者作出了实际贡献。这印证了美国当时精英知识分子在农业立国还是工业立国这个大历史问题上的立场转变。2）在美国思想界追寻国家文化独立的集体行动之下，他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阐释出一种关于空间的文化独立。3）作为精英知识分子，他能以批判性的知识立场关注其时美国社会，尤其是社会中下阶层的诉求b体育app下载官网。但同时，其价值观中同时存在着精英意识与意识之间的深层次冲突， 这种冲突体现在他对园林艺术的理解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

　　我们也还需要认识到空间生产背后的社会动因。因为片段化的历史难以支撑深层次的讨论，所以有必要在更大的历史脉络下，拾取零碎的历史片段，镶嵌到更广阔的观照中。这样，风景园林学科中的空间理解才能与其文化语境相关联，并反思现代主义式的、价值无涉的空间理解。